一條深褐色的巨大污染帶斜穿1/3的國土，從北京、天津到石家莊，從鄭州、南通到貴陽，空氣污染指數紛紛“爆表”，74個重點監測城市近半數嚴重污染，北京城區PM2.5值一度逼近1000。毒霧橫行，在全世界主要的發達工業國歷史上大都曾經經歷過，最典型的莫過于六十年前的倫敦大霧，倫敦人民的戰霧記也許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倫敦煙霧致死上萬人
　　
　　工業革命以來，倫敦就以“霧都”揚名。煤炭是支持工業革命的核心燃料，經濟和技術飛速發展，伴隨而來的是城市污染急劇加重。當時的大多數工廠都建在市內和近郊，居民家庭又大量燒煤取暖，煤煙排放量急劇增加。城市發電也主要靠煤，以煤為動力的蒸汽機車拉著一節節燃煤專列開進首都。
　　
　　煤炭在燃燒時，會生成水、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物質。這些物質排放到大氣中后，會附著在飄塵上，凝聚在霧氣中。在沒有風的時節，煙塵與霧混合變成黃黑色，經常在城市上空籠罩多天不散，曾經客居倫敦的老舍先生描繪過這種“烏黑的、渾黃的、絳紫的，以致辛辣的、嗆人的”倫敦霧。
　　
　　在莫奈的筆下，倫敦的霧是紅色的。19世紀末期，倫敦每年就已經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這樣的“霧日”，冬日破曉嗆人的黃霧成為倫敦的標志性景觀。
　　
　　積累的塵霧妨礙交通，弄臟衣服，熏黑房子，一位建筑師曾經報告說他在墻上見到過厚達4英寸的含硫污垢。高濃度的二氧化硫和煙霧顆粒還會危害居民健康，進入人的呼吸系統后會誘發支氣管炎、肺炎、心臟病。倫敦居民的肺結核、咳嗽的發病人數比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都多，整個倫敦城猶如一個令人窒息的毒氣室一樣。
　　
　　風是驅散這些毒霧的唯一希望。但是1952年12月4日，一個移動緩慢的高氣壓滯留在倫敦上空，導致大氣濕度增加、風力微弱，煤煙極難擴散，12月5日，倫敦即開始大霧圍城。市中心空氣中的煙霧量幾乎增加了十倍，全城能見度下降到驚人的程度。
　　　　
　　煙霧使數千倫敦人染上了支氣管炎、氣喘和其他影響肺部的疾病，從12月5日到8日這四天，已有四千至六千人死亡，多數是小孩和呼吸系統脆弱的人群。12月9日，煙霧被狂風驅散，此后兩個月內，又有近八千人因為煙霧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統疾病。
　　
　　當時舉辦的一場牛展銷會上，不適應倫敦污濁毒空氣的350頭牛也慘遭劫難。先是一頭牛當場死亡，14頭奄奄待斃，另有38頭嚴重中毒。此時，倫敦霧中二氧化硫含量增加了七倍，毒霧圍城上升成為一樁社會事件，即“1952年倫敦大霧事件”。
　　
　　政府主導強力控污
　　
　　起初人們對大霧的認識是：環境災害是工業發展必須接受的副產品。英國人一度還認為“煤火和高煙囪已經成為英國的獨特制度”，以此為自豪。企業老板以成本上升和利潤下降，將使政府收入減少為由抵制政府的環境治理政策，信奉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經濟的英國政府不愿觸動企業屆的利益。
　　
　　法國旅行家笛福曾經對新興的英國煉鐵業中心謝菲爾德有過這樣的描寫：“謝菲爾德是我見到的最臟、最多煙的城市之一。由于小鐵匠鋪沒有高高的煙囪，加上城市又有許多山坡，這樣冒出的煙就直接升到街道上。
　　
　　但是1952年冬天的這場悲劇終于使英國人下決心與倫敦霧開戰。
　　
　　1956年，英國政府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空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空氣法案”，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爐灶，逐步實現居民生活天然氣化，減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設立無煙區，區內禁止使用可以產生煙霧的燃料。發電廠和重工業作為排煙大戶被強制搬遷到郊區。
　　
　　1968年又追加了一份“清潔空氣法案”，要求工業企業必須加髙煙囪，將煙霧排放到更高的空域，從而更好地疏散大氣污染物。
　　
　　1974年出臺“空氣污染控制法案”，規定工業燃料里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標準。在這些剛性政策面前，燒煤產生的煙塵和二氧化硫排放減少放緩，空氣污染明顯好轉。到1975年，倫敦的“霧日”已經減少到了每年只有15天，1980年降到5天，倫敦此時已經可以丟掉“霧都”的綽號了。
　　
　　倫敦戰霧并沒有到此為至。八十年代以后，汽車走進家庭，數量激增。汽車尾氣取代煤煙成為英國大氣的主要污染源。汽車屬氣中的鉛吸入人體后就再也無法排出，會嚴重影響人類后代的智力。鉛問題遭到英國民眾的強烈抗議，一張小女孩戴著防毒面具拿著抗議標語到英首相的唐寧街十號抗議的圖片廣為流傳。
　　
　　隨后英國開始推行無鉛汽油，但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們發現汽車排放的其它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穩定有機化合物等也極為有害，它們被陽光中的紫外線照射后，會發生復雜的光化學反應，產生以臭氧為主的多種二次污染物，形成“光化學煙霧”。
　　
　　英國人此時已經對抗霧形成社會共識。從1993年1月開始，英國強制所有在國境內出售的新車都必須加裝催化器以減少氮氧化物污染的排放。1995年，英國通過了《環境法》，要求制定一個治理污染的全國戰略，設立了必須在2005年前實現的戰霧目標，要求工業部門、交通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同心協力，減少一氧化碳等八種常見污染物的排放量。
　　
　　終極解決之道
　　
　　英國政府半個世紀的戰霧記證明，污染并非獲得財富的必然副產品。嚴苛的環境政策出臺后，英國經濟并沒有惡化，政府收入也沒有減少，環境卻越來越好了。
　　
　　2000年以后，倫敦也開始關注空氣中的PM2.5問題，現任倫敦市市長鮑里斯·約翰遜認為倫敦空氣污染80%的肇因來自于車輛的尾氣排放，因此于2003年推出交通擁堵費，限制私家車進入市區，即使是美國大使館的車隊也照收不誤。鮑里斯計劃到2023年把倫敦私車流量減少9%，與此同時，倫敦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網絡，鼓勵市民選擇地鐵或公交系統出行，鮑里斯市長本人則堅持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
　　
　　倫敦市政府還搞出了很多抗污的新花樣。如在倫敦市內污染最嚴重的瑪麗勒博路與上泰晤士街上投放一種由醋酸鎂和醋酸鈣構成的灰塵粘合劑，原理類似于膠水，可以有效吸附空氣中的微塵，實踐證明，吸附劑能減少空氣污染14%之高。
　　
　　政府在治理空氣方面也毫不避諱，各種空氣監測信息均向外開放，英國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環保機構索取相關數據，不得被拒絕，全民監督。政府治理稍有疏失，主流媒體也不會替政府粉飾遮掩而是大力抨擊。
　　
　　對于傳統的排污源——工業企業，倫敦的辦法是不能再讓企業像以前那樣一排了之，把治理污染的事件甩給全社會，而是讓企業自身承擔起排污造成的社會成本，如此以來，昂貴的成本壓力使得企業不得不千方百計地減少排污，反而研制出了不少環保新技術。
　　
　　今日倫敦已成為一座“綠色花園城市”，城區三分之一面積都被花園、公共綠地和森林覆蓋，擁有100個社區花園、14個城市農場、80公里長的運河和50多個長滿各種花草的自然保護區。
　　
　　倫敦戰霧經歷為工業化的后來國家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付出血的代價，重蹈英國先污染再艱難治理的老路，還是吸取英國的教訓，早早探索與美好環境相和諧的發展之道？相信每一個人心里都已經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