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2014年全國環境政策法制工作研討會上，新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表示，新環保法明確賦予了環保部門統一監督管理等多項“統一”職能。目前，由于部門之間的相互制約等因素，環保部門在實行統一監管上存在較大困難。潘岳要求，環保系統要完善統一監管機制，要加快完善相關配套機制，積極主動爭取有關部門的配合和政府的支持，并試行落實職責的聯合機制,為體制改革奠定基礎。

同時，他還介紹，新環保法明確授權地方立法可以針對按日計罰的適用范圍作出補充規定,正在修訂的立法法草案將地方立法權擴大到設區的市級城市。對此,潘岳要求,各地環保部門特別是有地方立法權的環保部門,應當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權限,加快地方相關環境立法,以保障新環保法的有效實施。

加快地方環境立法

一直以來，統一監管、獨立執法，被認為是推進環保工作的重要舉措。

2014年2月，針對中央提出的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要求，環保部部長周生賢在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的主要任務中強調，建立統一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

潘岳介紹，由于部門之間的相互制約等因素，目前環保部門在實行統一監管上存在較大困難。要加快完善相關配套機制，積極主動爭取有關部門的配合和政府的支持，并試行落實職責的聯合機制，為體制改革奠定基礎。

據了解，今年9月，環保部正在就《環境保護監管職責和行政責任追究暫行規定》（意見征求稿）征求意見，旨在落實環保監管職責，依法追究環境行政責任保障各方合法權益，有助于環境監管部門在加大執法力度同時做到公平公正、證據確鑿、程序合法。

此外，在法制建設方面，地方性的環境立法工作或將快速推進。

潘岳指出，新《環保法》明確授權地方立法可以針對按日計罰的適用范圍作出補充規定，正在修訂的《立法法》草案將地方立法權擴大到設區的市級城市。各地環保部門特別是有地方立法權的環保部門，應當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權限，加快地方相關環境立法，以保障新《環保法》的有效實施。

慎言生態拐點

2007年太湖藍藻水危機爆發之前，曾有專家提出，無錫已經到了經濟發展后、生態環境好轉的拐點。因為無錫當時人均GDP已經超過7500美元，而且數據顯示，當地的污染排放水平和能耗水平也都有所下降。可沒想到的是，那一年的夏天，無錫就爆發了太湖藍藻水危機事件。

4年過去，太湖藍藻水危機事件依然是當地長鳴的警鐘。無錫市常務副市長徐劼說，2007年的供水危機，給太湖流域的官員們上了深刻的一課—過去當地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以損害“無人負責”的太湖為代價的，傳統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現在，必須用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來確定該發展什么。

水危機事件之后，時任無錫市委書記楊衛澤提出，鄉鎮企業曾為無錫市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可如今，太湖已重病纏身，必須實施刮骨療毒，重新調整發展的坐標。

當時無錫的發展思路是，重點發展“輕、綠”產業，并劃定了化工等10個方面嚴禁開發的“紅線”。數據顯示，無錫用兩年的時間關閉了太湖流域內1412家污染較重的企業。無錫當地官員的說法是，剔除重污染行業，給精密機械、電子信息、光伏產業讓路，讓當地的產業結構變輕。

一場水危機使得無錫下決心調整經濟發展方式，在江蘇省環保廳副廳長趙挺看來，以無錫為代表的蘇南局部地區，已經進入從生態損壞到加快修復的階段，可蘇中地區仍處于排污和修復的相持階段，蘇北地區環境惡化勢頭還沒有完全遏制住。

趙挺還認為，盡管江蘇GDP已經超過4萬億元，在環境保護方面也領跑全國，但全省生態好轉的拐點仍未出現，相當一部分地區，面臨的難題依然是，既要發展，又要解決環境問題。

生態意識緣何淡薄

“沙塵漫天”的記憶尚未退去，“霧霾圍城”的景象不斷出現。近年來，空氣的惡化，讓人們對“生態環境”這4個字有了刻骨銘心的認識。穩步漸進但卻波瀾壯闊的改革，帶來了城市鄉村的面貌巨變。但對于很多人來說，道路越來越寬廣，高樓大廈越來越多，卻同時失去了一些寶貴的東西。曾經熟悉的故鄉，幼時記憶里清澈見底、可以自由游泳的小河，早已變得渾濁不堪，污水橫流。曾經清新無比的空氣，也因工業污染變得“艱于呼吸”。

原本生機勃勃的綠色故鄉為何變成灰蒙蒙的陌生地方。曾幾何時，為了發展經濟，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有的地方領導甚至喊出了“招商引資是功臣，破壞招商是罪人”。這些口號極端、鮮明，道出了地方官員發展經濟的急迫心情。

于是乎，時不我待，只爭朝夕，以引資金、上項目為代表的快速發展模式，讓很多地方官員患上了“項目饑渴癥”。大干快上，來者不拒，哪怕是鋼鐵、造紙、煤電等對生態環境造成深遠影響的項目也是一哄而上。在一些官員的意識里，貧窮、落后、發展緩慢是“長痛”，不改變這種面貌愧對父老鄉親，愧對這一方熱土。而犧牲環境畢竟是“短痛”。

以“發展經濟”的名義，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放任企業發生污染現象，最終導致了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近年來，一些地方環保干部被追究“環境監管失職罪”，起到了震懾作用。雖然，放任生態污染并干預執法的做法有所收斂，但對于很多地方官員來說，重視經濟發展、漠視環境污染的治理思路并未改變。最高檢此次敲響的警鐘，為誰而鳴？

因此，眾多專家建議，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治理兩者的關系，需根據當前經濟改革方向以及運行態勢，特別是要契合經濟“新常態”的內在要求。

一方面需要改變過去唯GDP論的考核方式，將環境保護作為一項重要指標納入整個考核體系，設置一定權重，根據地區實際進行區別對待，尤其對生態環境脆弱的地方加大考核力度，并對上述地區發展綠色環保產業提供政策傾斜。另一方面提高環境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在環境評估、檢查、監管上能夠客觀、公正、獨立的開展工作，敢于對不符合環保規定的項目說不，對外部干擾能夠產生免疫力。

地方政府是產業政策、環境保護政策的具體落實者。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應注重對企業環保條件的考核，對于不符合環保要求、非法排污的企業應堅決取締。同時，重視群眾訴求，廣泛傾聽群眾的意見，讓群眾對當地經濟發展和生活真正擁有發言權。

經濟的發展難離環境的支持。目前，環境污染的掣肘已然出現，要讓失衡的天平恢復平衡，需要更大的決心和努力。